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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供給側改革措施也分對錯,美國就是錯誤的例子

  

  2019年3月24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召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對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建議。他認為,實現GDP高質量的增長,就要選擇正確的供給側措施。

  斯蒂格利茨說,從往年經驗看,我們需要的不僅是GDP,而是高質量增長,這需要從供給的兩側入手,實現供需平衡。現在尤其重要的,在考慮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我們需要選擇正確的供給側的措施。錯誤的供給側改革會削弱需求,并且阻礙增長,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和其他問題。正確的供給側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來,并實現其他目標。

  他以美國的供給側改革為例,總結了美國改革失敗的教訓。他說,美國是1980年的時候開始進行供給側改革,它的減稅和解除管控導致了經濟減速。二戰后的幾十年,經濟非常繁榮。1980年以后,經濟增速下降。1980年到2019年期間,美國的供給側改革的結果是失敗的,不僅使經濟增速下降,而且導致不平等加劇,現在已經是美國歷史上不平等最嚴重的時期,增加了不確定性,更加集中了市場力量。其他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比如,全球化、技術變革等等。可能全球環境是一樣的,但其他國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就帶來了不同的結果,是更好的結果。

  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實行供給側改革,要考慮增加研究、教育、醫療方面的投資,以及增加學前教育和農村的投入,也要為婦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機會,積極參與勞動力隊伍。他說,勞動力市場也是很重要的供給側改革。在中國,在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更好地利用勞動力市場,能夠讓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有機會繼續工作。在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很高的。

  此外,斯蒂格利茨說,要引導投資繞開房地產產業。中國應該更多的關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盡量減少房地產業的投資。

  斯蒂格利茨提出,要確保實現高質量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環境問題對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說,比如碳稅可以使這個城市的本質發生變化,包括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統等等。雖然說碳稅可能會改變產業結構,但同時它也能夠增加需求。因為它能夠打造綠色經濟,實際上可以帶來更大的需求。他強調,如果不采取綠色轉型,未來的成本是很高的。

  同時,要創建宜居城市。斯蒂格利茨說,去年是中國第一次有近60%人口居住在城市,以前的城市化率只有10%,以前的經濟議程關注的是農村,因為現在大多數人住在城市,所以需要有城市議程。宜居城市就意味著要有更好的綠地、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統,這也一個供給側措施。因為健康人的生產率更高,這對經濟潛力是很重要的。

  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還有一些挑戰。

  在金融領域,應該認識到金融行業的規模不是最重要的,而它的結構和業績表現是最重要的。因為金融能夠為初創企業、中小企業帶來資金,也可以讓大企業繼續擴張。它不能只依賴債權融資,而是要更多的依賴股權融資。因為過度的債務融資會帶來高杠桿的問題。他說,應該更好的監管中國金融市場,要有更多地區金融機構,增加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在一個部門降低杠桿,可以使其他部門有加杠桿的空間。

  斯蒂格利茨說,另一個挑戰是市場準入障礙。市場準入障礙有時是自然形成的,有時是強大的既得利益企業設置的。在美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個行業或者企業的市場力量越來越大,就是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經濟增長會受到負面影響。對中國來說,一定要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也就是說要有很強大的競爭政策,這是很重要的供給側改革措施。

  斯蒂格利茨說:“我相信政府可以進行供給側改革,可以推動增長和進步。但與此同時,也可以推動穩定和可持續性。”中國供給側改革要根據中國自身不斷發展的需求和能力來驅動。因為全球的形勢在發生變化,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和新的挑戰。他認為,中國必須繼續集中精力提升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而且以可持續的方式,采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根據環境變化而加以調整,不光是適應國內,也適應國外的環境,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愿望和期望。